汇聚专业 弘扬国医

这次的讲座，我是想在《中医人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自己对经方医学的感悟告诉你。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中医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存在“存药废医”的想法，除了思想趋于激进的人，如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外，连持保守主义的梁启超、陈寅恪也不例外。最近读了谢泳的一篇文章——《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文章说：“屠呦呦获诺奖后，无论学界有多少争议，都共同承认她的研究灵感由中医获得。由此我想到了陈寅恪对中医的一个看法。陈寅恪祖上通中医，但他一生不信中医。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陈寅恪明确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所以他反对把中医视为‘国粹’，驾于西医之上。中医是几千年经验累积的结果，所以‘有见效之药’是不争的事实，陈寅恪没有否定它的价值，但同时指出事物一定要有‘可通之理’，而中医没能做到此点。‘见效之药’是经验，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具‘可通之理’是必然性，才是科学。陈寅恪判断的意义告诉后人，要承认‘有见效’之‘药’这个基本事实，但更难在追求那个‘可通之理’。

葛洪提示了‘见效之药’，而屠呦呦找到了‘可通之理’。”这篇文章最妙的是最后两句对中医学极具杀伤力的话：“葛洪是道士，屠呦呦是科学家。”

我引用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讲一下中医学的“可通之理”。中医学博大精深，因此这里就谈谈经方医学的基础与核心——方证相对应的“可通之理”吧。

首先，药证相对应、方证相对应所产生的疗效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可通之理”。上古时代的先人从药到方的形成路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方证相对应的内涵。狄德罗（1713—1784）曾说：“我们研究科学有三种主要的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收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

用狄德罗科学研究的三种方法，来对照先人发现方证辨证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方证辨证“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的结论。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就是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的过程，由于对病痛的关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是蛮荒时代先人的普遍行为。古人的“思考”，表现在运用野性思维对偶然发现单味药的主治目标以及进一步有意识地探索两味、两味以上药物联合使用诊治病症的经验，这就是把药证组合成方证的“思考”。古人对药证组合形成方证的“实验”，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表现在把药证相对、方证相对的经验反复使用于类似的病证之中，由此经方医学自然科学化更倾向于解决实用的问题——消除病痛，即是以疗效来证实药证、方证组合的结果。这种倾向于实用化的科学研究，其趋向应该是科学化技术。

药证相对应、方证相对应的合理性也可以借用西方现象学中原理来说明。临床之际，医者不要通过抽象的概念，直接从患者的症状、体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中就可以抓住了方证。直观是本质性的，不仅是朝向本质，而且其本身就是本质。用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主体和客体之间不需要一个中间的理论平台，直接可以从现象抓住了本质。如果能够从哲学层面来表达方证对应模式是可行的，就可以使我们学中医的人，对经方医学的学习更加有了信心。正如王宁元说的那样：“在概念思维的前提下，无论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还是科学主义的‘分析’，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都认为脱离了‘事情本身’。

现象学力图换一种视角，换一种方法，以便能更有效地‘面向事情本身’。这种视角和方法，实质上都是在努力打破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把握整体上的无能或局限性，也就是向整体直观的‘象思维’趋近。”（引自《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译后小记“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方证对应符合现象学的道理，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可以打破我们传统的辨证施治模式：定义一个证候，要综合大量的临床脉症，再通过排列、组合、推理，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概括成一个基本证候的概念，然后从概念入手再抓到治法和方药。经方医学方证辨证，直接一步到位，直观地抓住本质。其实，西方现象学的“朝向事情的本身”就是六祖慧能所谓的“径疾直指见性，思量即不中用”，就是直观直觉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要通过另外的环节。对于经方医学来说，用现象学的理论把方证相对应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在哲学上得到了一种依靠。

任何学科没有哲学作为背景，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经方医学能够存在几千年，为人类健康做出那么大的贡献，肯定背后有一种符合人类智慧的哲学背景，这就是我这次所要讲的一个思想支点吧！

其次，我要介绍一下“默会知识”。过去对于方证，我认为可以通过老师传授，书本学习。虽然在临床上，老师也传达得清楚，书本也讲得清楚，但是用起来总觉得不尽如人意。

后来我读了现代西方有关“默会知识”方面的理论，才知道经方医学这种传授式的知识和经验其实是一种默会知识，而我们现在老师用语言所表达的、书本用文字所表达的，仅仅是明确知识，只是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默会知识的三个特点：个人性、隐蔽性和包含性。默会知识包含了明确知识，而明确知识仅仅是整个默会知识的冰山一角。学习了默会知识以后，再看不同的人对方证的不同表达，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之，要通过自己个人的读书、思考，慢慢地把方证学到手；同时也应该通过老师手把手地传授，而不是光听老师理论上讲，在书本上看，这是不够的。

《伤寒论》的伟大，就在于把难以表达的疾病总论的通治法这种默会知识通过条文口诀的形式得以表达和公开。《伤寒论》中通过条文排序、分篇记叙的形式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顿悟与经验、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的真知灼见全盘告诉后人。它重视症状、体征的原始形态，重视在一组症候群中区别它们的原始差异。它自有一套办法，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经方医学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避免了诊治过程中的粗鄙化、简单化。

《伤寒论》反复讨论了方证辨证的可行性，只有终身反复地阅读《伤寒论》，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时，才能在条文中读出意义，读出内容，读出顿悟，读出惊喜，才会在心中引起共鸣。

第三，近几年我越来越体会到，经方的这种方证相对应的辨证模式不是预设的，而是还要靠现场的诊察，然后随证治之，即现场发现的具体问题，就在现场具体解决。现在的教科书，包括老师上课，都是告诉你这个病的治疗应该有几个常见的方。这就是在还没有接触到病人之前，已经有了预设的方案。这样好不好呢？一方面它的确对初学者有引导作用，但另一个方面却把千变万化的不同的生命体在生病时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变成了几个已经预定好的情况。

当真正面对临床时，任何老师、任何书本讲的东西，往往都对不上号。就比如谈恋爱的时候，你预先准备好见面时讨好对方的那些话，真正见面时往往都用不上了，结果还是该说东的说东，该说西的说西。这就是我们讲的随证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临床的时候，应该把方证搞熟，溶解在血液里，这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有了，就胸有成竹；而碰到一个病，预先想到的是老师讲的、课堂讲的方案，这就是胸有成见。我们要避免后者，把握前者，这就是我的体会。

《中医人生》这本书我只写了自己1979年之前的学习情况和一些苦恼，以及学习成功时小小的喜悦，更多的是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从迷途里、云雾里走出来的一种状态。至于后来进入单位，真正从事医院临床工作之后所碰到的问题，以及这几十年临床实践的心得体悟，书里都没有讲到，我将在这次讲座里慢慢道来。从时间跨度来看，这次讲座内容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有近35年的历史深度和厚度在里面。当然，我自己的感悟也非常浅薄，但愿初学者和喜爱经方的学习者，在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对经方、对《伤寒论》要有一种虔诚的热爱。因为在学习的路上碰到困难的时候，若没有虔诚，没有定力，就会动摇。

二是不要把经方看得太简单。经方入门容易，但要深入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经方医学是个默会知识，需要自己的深刻思考。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假鼻子甚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学习经方也是这样，假如没有刻苦的、热爱的精神，认为学经方是赶潮流，就坚持不了多久。

三是一开始就应该明白经方医学与主流中医学之间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现在为什么强调学经方，因为经方医学的方证相对应、随证治之的方法被人遗忘了。强调学经方的目的，是让经方医学补充于现行的主流中医学，这样的话，医生手上的武器就更加有力。因此，已经有过正规教育的医生，学习经方是一个补课；还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子，学了经方以后，再学习主流中医学的话就容易了。

四是要注意到临床有时光用汤药还是无能为力的，需要外治法配合进去。针药结合、内外结合，这才是真正中医的路！我想，对于学习经方的朋友，假如你是搞针灸的话，今后学习了《伤寒论》，学习了经方，就如虎添翼，就可以针药结合；假如你是学汤药开方的，今后也要加强针灸的学习，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有完美的疗效。正如徐灵胎所说的那样：“不明外治之法，服药虽中病，仅得医术之半矣。”

作者：娄绍昆
来源：摘自《娄绍昆一方一针解《伤寒》》，转自“中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