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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瘟疫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虽然它发生的频率很小，但只要一发生，造成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古代。疫情发生时，不仅对社会生产带来极大的威胁与挑战，而且造成了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恐慌等。凡此种种，都是对政府的履职能力、统治政策等的巨大考验。最终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思考解决对疫情控制的措施和办法。以唐代为例，我们来了解一下多年前唐朝政府是如何应对瘟疫的。

一、医政机构的建立
唐朝对瘟疫的应对，主要得益于唐代官方医事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医事机构设立于西周，至隋唐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已经颇具规模，形成了较为具体、明确、规范的医政体系。主要表现为医政机构的建立、大规模开展医事活动、政府主导下药材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医籍整理。一、医政机构的建立唐朝的医政机构主要是以中央医政机构和地方医政机构为主体的官方医疗救助单位，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担负管理与执行医事任务等，是唐代防疫救灾的主力军。据《新唐书》中记载，唐代中央的医政机构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太常寺太医署掌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殿中省尚药局为帝王进行诊疗、太子左春坊药藏局主要负责太子的日常保健。这些机构的设置，各有分工，职责明确，三者之间相互配合，为疫疾的诊治，治疫药物的储备、防疫活动的展开，搭建了相对科学的顶层框架，从而能够很好的控制疫情的发展。

不仅如此，除中央的医政机构外，唐代的地方医政机构也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唐代地方的医疗活动呈协调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遇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常常作为中央指导下的地方执行组织与寺院救济性质的养病坊等慈善机构联合开展工作，共同抵抗疫情。因此，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医政结构，主要为中央—地方二级行政架构，二者共同兼顾地方政务，当突发疫情时，能够及时、充分地展开救助工作。这种明确的分工，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医事活动的开展
    与医政机构一样，唐代医事活动的开展也主要是由中央医政机构和地方医政组织协调开展的。其中，中央机构一般负责两项工作，一是日常药物的储备，如《新唐书》中记载，太医的职能“岁给药以防民疾”；二是遇到疫情爆发的时候，遣医送药，如《医疾令》中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从而表现出中央对疫情的关注与重视。
而地方医政机构的工作主要是配合中央开展工作，一是日常疫情的巡逻以及储备药材等。“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疮肿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二是直接开展救助活动，政府鼓励患病的人在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化。本地的驻军患病，也归本地医官治疗，边防驻地，士兵患病也受到应有的关注。“《唐律》云：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因此，综上所述，唐代治疫救灾活动的开展，与之前单调的遣医送药、埋葬尸骨等相比，手段已经丰富了很多，相对科学的日常巡防、疫情研判、实施诊疗、综合配药等都有体现。这不仅体现了唐政府对于疫疾认识理念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唐代治疫手段与条件的相对完善。
三、政府主导下的药材市场的发展
    有唐一代，经济政治文化等高度发展，这也就催生了唐代药材市场的规范化和商业化。在唐代药材市场的发展中，从种植、采摘、收购到加工，这其中都有政府干预的痕迹。这种现象的产生，表明唐政府对于药材治疫效果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必须要对药材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而在唐朝，对药材市场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药材标准的制定。唐高宗显庆二年，在苏敬的建议下，展开了重修本草的工作，两年后便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官修本——《新修本草》，《新修本草》的意义不仅是一部官修本草，而是对南北朝以来一直纷乱的本草知识，进行的一次彻底地整合。这本《新修本草》对中记录了各种药材，成为后世所参考的重要的药材标准。
二是对收药渠道的管控。唐代药材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自然采取，二是人工种植。在唐朝以前，对药材的收取标准就已经引起了重视。如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今诸药采造之法，既并用见成，非能自掘，……众医睹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辩究，皆委采送之家。”

唐代以后，药材竞争虽然激烈，但由政府“医工”准定药效仍为参考关键。在整个唐朝，人工种植药材十分普遍，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京药园，作为官方医政的取药渠道，若仍有需要，官方亦可视情况随时从地方征集。除此之外，唐朝还有凭诗取药。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对市场上药材取用的监管力度在进一步加强。
   三是唐代的药材交流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特征，主要得益于品牌药材的兴起。药材在频繁交换的同时，政府的介入，在规范市场经营的同时，从而保证了药材的质量。在政府的介入下，唐代药材的采集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中央及地方医政机构已经建立起了系统的“药材预储制度”，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防治疫疾而设。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唐朝对医药市场的管理相当重视，从生产、采购，都有较为细致的介入和干预，从其药品、药效方面分析，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疫疾病症而设的，这既体现了统治阶层对于疫疾问题的迫切关注，也反映了唐代医疗手段的进步。
四、唐代抗瘟疫《雄黄散》 唐代是我国中医发展兴盛时期，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载许胤宗治柳太后中风不语，用大剂黄芪防风汤熏蒸而醒，《千金方》还记载了外治法在预防方面的作用，如用太乙流金散辟温气，方用雄黄10克、矾石10克、鬼箭羽10克、羚羊角3克研细末，用云角带装好，挂在门头、床头（屋中）和胸前均有杀菌清热、祛邪芳香、扶正祛邪，当时每若逢大疫之年可以烧烟熏病人与房屋，以治疗和预防瘟疫，又

以雄黄散（雄黄10克、朱砂10克、菖蒲10克、鬼臼3克研末调涂五心、额上、鼻、人中、耳门等处，每日1-2次，以预防瘟疫）。这一创举，直至今天许多地方还有在小儿身上挂药袋以预防疾病病。此外，还有灸法预防传染病，“凡如吴蜀地游客，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晢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入也，故吴蜀多行灸法”，在患病之后，要及时治疗。
    民间中传播的每天用艾叶10克、益母草10克、薄荷10克、桂枝10克、干姜10克（纱布包扎）放入水肿煎熬30分钟可以分别用于泡足或泡澡均可温中祛湿、芳香杀虫、扶正祛邪、活血化瘀，也是预防疫情，春季散寒化湿、强筋壮骨、舒经通络之良方。
五、政府主导下的医籍整理
    唐朝医学的发展，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学遗产，继续增高，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此时在医籍整理方面来说，不仅水平高、质量好，而且较强地呈现了集大成之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官方撰修参与其中，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医学典籍的医事水准。如当时所整理的《诸病源侯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方》等，对中国的医学发展影响巨大。唐代以后，这三大医书成为中国医学的核心经典。而书中的大多数内容则是涉及疫疾诊治的，从而较为实际地奠定了唐代治疫救灾工作之医学理论基础。综上可见，此时医籍整理由政府主导，均体现了与朝廷的密切关联，具有很强的官方介入的痕迹。就治疫价值而言，这些医籍为唐政府主导下的治疫救灾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参考规范。

六、结 语
    在古代，面对瘟疫灾害，大多数老百姓是束手无策的，只能依靠官方的救治。而唐代官方所主导下的救疫组织便成为了救疫赈灾的主体，其组织的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为疫情的控制预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唐政府主导下的治疫救灾机制，为唐五代乃至后世公共医疗系统的组建与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样板与垂范，为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相当规模之公共卫生单位的出现创设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框架与范式。
              杨家强主任撰稿